作为一名就诊者，在选择哪家医疗机构，接受哪种治疗方案，获得什么样的治疗效果方面会有哪些因素呢？笔者尝试从患者群众的角度出发，剖析“价值医疗”，以便为医院管理者从顶层判别发展趋势和影响点，为管理决策提供有利措施。

关键词：患者群众 价值医疗 管理决策

“病人理应指望把医生培养成为一个专心的倾听者，仔细的观察者，敏锐的交谈者和有效的临床医生，而不是仅仅满足于治疗某些疾病”，《爱丁堡宣言》如是说。

“水满则溢，月满则亏”，深受儒家思想的大多数中国人都愿意选择最合适的为人处世方式，而不是极致处之。为此，不少曾走访调研过的医院管理者建议我们咨询第三方的管理建议或培训辅导等尽可能少用或不用如“最”、“肯定”等极致措辞。不禁让我联想起“价值医疗”这一事儿。

我们先来看看“价值医疗”的现实状况

我们都知道，价值医疗是以最低的成本获得最大的医疗价值，其提倡医疗服务提供者在治病救人的同时，将患者的医疗费用、治疗效果和社会需求最大限度地考虑进来，同时提高群众就医的“获得感”和“幸福感”。那么问题来了，怎样才算最低的成本？什么样的医疗服务又才算是实现最大的医疗价值？

不妨先来看个案例： 一名60岁的低保农村老百姓，不久前被确诊为联合心脏瓣膜病，需要手术治疗。患者及其家属会思考几个问题：我有农村医保，可以报销几成？我应该去哪家医院，找哪个科室或医生？大概需要多少费用？而作为管理者不难发现，一是医疗成本的高低视就诊者的身份类别不同而不同；二是医疗价值的大小视优质医疗资源的分布不同而不同，确切的说是顶级专家的多少和分布不同而不同，这和分级诊疗推行遇到的问题颇为类似。

2018年国家卫健委推行分级诊疗遇到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资源不流通，其具体特征是优质医生多集中在各大省会的顶级医院，且三甲医院医生精力有限，每年可支援的基层医疗更是有限；全科医生多集中基层，数量少且能力弱。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直面这位60岁的低保农村老百姓的就诊现实，就是即使假设这名患者具备足够的经济条件，也不一定有机会能接受顶级专家的会诊和治疗，享受优质团队的诊疗服务。

于是，我们可以将“价值医疗”分为乌托邦状态和现实状态

乌托邦状态下的价值医疗就是让患者群众在最低的医疗成本，接受最优的治疗方案，最终取得最佳的治疗效果。或许在将来的某一天，借助于大健康数据平台，基于优质资源上下互通，且建立行之有效的利益捆绑机制下，就诊者、医疗服务提供者和政府等多方利益相关者都满意的价值医疗真的实现了。

而现实状态下的价值医疗就是在现有医疗资源的基础下，通过扩大医疗服务的宽度，评定相对合理的医疗成本，获取患者群众、医生团队、医疗机构、保险机构和政府部门等多方利益相关者都基本满意的治疗效果。换而言之，就是你有什么样的医疗资源，就重点覆盖什么类型的患者群众；你可以保持自身优势的同时，扩大医疗服务宽度，建立或强化多学科协作的整合型医疗模式，进而降低相对医疗成本，改善经营环境。

PCIC模式启示我们：在中国，不仅仅要通过宣传引导改变百姓对用药、静脉注射及其他诊断和治疗手段的期望，同样需要让大众意识到过度治疗或治疗不当的损害。

“现实”价值医疗提示医药卫生政策制定者和医院管理者，推行或落实“价值医疗”，必须先对医生团队的诊疗行为进行价值分析（VA），分析这个医生团队输出的公共产品即诊疗服务包是什么？具备什么功能？其相对成本又是多少？从而来评定该项诊疗服务的相对价值系数，为管理方案和决策提供有力支撑。什么类型的患者群众；你可以保持自身优势的同时，扩大医疗服务宽度，建立或强化多学科协作的整合型医疗模式，进而降低相对医疗成本，改善经营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