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篇）

“价值医疗”被卫生经济学家称为“最高性价比的医疗”，指如何在一定成本下获得最佳的治疗效果。我们可以发现价值医疗几个核心因素，即成本，最优，治疗效果。于是我们会发现两个现象，一是衡量一个医疗行为的价值，我们将要同时考量其临床价值和经济价值；二是作为就诊者，对医疗机构提供的诊疗服务将会拥有选择和比对的权利，也就是要考量这项诊疗服务的政策价值和社会价值。而当前医保支付方式及其支付标准的出发点也就是“价值”。

首先，所谓的临床价值，即基于循证医学的支付。未来的诊疗行为的产出将不单单是发生在就诊地点中，将彻底地从原来传统的以医生为中心的医学模式向以患者群众为中心的健康服务模式，每一位居民的健康管理档案都将会有专属的“家庭医生”为其设计、重组和管理所需的“服务包”。大健康数据平台的出现，不单单解决了医保支付和医疗服务提供者间信息不对称，同时也解决了患者群众对预防疾病信息、诊疗效果和治疗成本的信息不对称。据一项相对权威的研究数据显示，48%的技术临床效果不明确，3%的技术无效甚至有害，8%的技术疗效与损害相当，22%的技术可能有效，5%的技术无效，只有13%的技术有效。根据来自上海的某项调查数据显示，产出标化后，最高与最低医院的病种相对权重系数成本相差约4000元，以8万服务量计算，单个医院支出差额为3.2亿元。“可见，同病不同治、同病不同药、同病不同果的现象非常严重。”

其次为经济价值，即就社会医疗保险制度/政策设计而言，重点一致就是医保基金平衡下，医保支付（或价格）与诊疗质量的均衡。基于诊疗质量保证的疾病经济减负和减少医疗服务的浪费一直是医保所追求的目标。医保支付与医保价值之间是怎样的一种辩证关系？医保支付及支付标准制定的出发点是‘价值’。由此启示医疗机构的医生团队在为一名患者或亚健康人士制定治疗方案时，要有两方面的考虑。一是在大健康数据的支撑下，在医保政策内，制定或组合最优的诊疗服务项目包，保证最低项目成本的同时，避免过度医疗或过度检查的现象发生，当然，随之而来就诊者的服务体验满意度也最大限度地提升；二是医生团队为患者或者亚健康人士提供“基本服务包+”的增值服务模式成为可能，同时也是医院和科室经营管理环境改善的一个重要创新举措和突破口。

患者关心的不是制度是什么样或者落地的政策是什么样，他关心的是作为患者，他的需求是否能够得到满足。近些年来各项政策的出台和行业环境的变化，无一不彰显着一个现象：未来患者群众对一种疾病的治疗具有选择性，“选择性治疗”或“预见性医疗”将成为医疗机构运营管理的常态化指标。基于大健康数据的不断健全和逐步开放，患者群众对一种疾病的治疗方案、治疗费用以及治疗效果等具备了知情权，同时也会比对不同地方的医生团队的技术水平和口碑评价，这对于医疗机构和医生团队而言，是一种极大的挑战，同时也是一个重大的机遇，进一步强化了其健康责任及责任分担。

价值医疗的实现需要“创新”。基于就诊服务改善的医疗服务的价值产出，从患者群众角度出发，要综合考虑诊疗服务过程（包括就诊过程和支付过程）的体验、产品（服务包）的选择以及结果（疗效）的评价等方面因素，形成一个来院前——入院治疗中——出院后跟踪服务的闭环式的一体化健康服务管理模式；从医疗服务提供者角度出发，医院管理者在日常绩效管理过程中或者医生团队绩效考核过程中除了要考虑资源利用率、成本率、周转率、技术风险等多维度的床日价值外，还要考虑门诊对医院和科室的效益贡献，及对住院工作的临床贡献的服务价值。

笔者认为，从医院内部角度来讲，医务、护理、财务、医保、信息等相关职能部门必须要配合一线人员共同探索、改进服务模式，构建多学科联合作战的整合型医疗的大团队创新管理的一体化健康服务体系，一个以结果挂钩的透明支付模式能够促使医疗服务提供者以最低成本提供优质服务，以及用完全不同的方式吸引患者群众，唯有如此，方能打通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为患者群众提供一体化的医疗服务的最后一公里。